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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事未忘——昔日重师中文系古文组记忆片断
2014-09-25 10:37  

一 

一九六二年我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工作,十月来校报到即被安排到中文科(因是专科,故称科不称系)古代文学教研组当助教。那时组里有徐睿陶、龚鹓、田楚侨、陈守元、郑异材、刘知渐六位老教师,和王开富、李福赓,加上我三位年轻教师,徐睿陶老师是组长,王开富老师是副组长。后来全科教职工集中开会我才知道古文组是人数最多教研组,可见科里对古代文学课非常重视。   

那时学校的学制是三年,学生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即初中教师。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合格的接班人。为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我校确定的具体培养方式是紧对中学口径、教材和讲法都紧扣初中语文教材,具体实施中提出加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教学技能的训练,简称加强“三基”教学。按照这种要求教研组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工作制度。备课:每周有半天全组教师集体备课时间,青年讲课教师须写好详细讲稿,老教师写出讲课提纲,上课人须解说教学内容,重点、难点、所持的分析观点,以及作业要求等都必须一一说明,然后由大家提意见,纠正不妥,补充不足,深化理解分析。讲课:一般先介绍作者和写作背景,然后串讲课文,逐字逐句讲清字词句的准确含义,再分析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思想内容的评判标准须按照当时学界对待古代传统文化所确立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针把握,但此标准比较原则而不具体,针对具体作品有时不好掌握,而且搞得不好还可能犯观点立场错误,所以上课老师都十分小心谨慎。艺术特点的分析大都按中学语文教学的方法,依段落结构,写作手法和语言特征的模式进行,只不过比中学讲得深透一点罢了。课后辅导:各门课课后都有辅导,古文课每周有一次辅导课,晚自习时规定全体学生须到教室,教师到教室对学生答疑解难两小时。作业:一周或间周布置一次书面作业,收上来教师必须全部详改,并写出评语。考试:上课教师出好的期末考试题,须先交到教研组由全组教师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后定稿。评卷:虽然不是全组集团阅卷,但规定了必须有百分之几的学生不及格须补考,所以上课教师阅卷也不能大意马虎。由此可见,当时教学的每个环节都定得很细微规范,现在看来这种教学管理的优点是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促使每个教师都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缺点是容易束缚人的思想自由,不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能力,这种教学模式也许与当时学校的专科定位,过分强调与初中教育对口有关系吧。   

由于上述原因,当时对青年教师的要求非常严格而有特色。青年助教分为见习助教(大学毕业分来当教师的第一年见习期间的称呼)、助教和开课助教。所有助教要配一位指导教师,我的指导老师是郑异材,我的教学工作有包括必须随堂听郑老师上课,必须参加辅导课后的辅导课,批改学生的作业。另外我必须制定出个人的业务进修计划。报请指导老师修改同意,进修中遇到的问题随时请教郑老师。一年见习期满全组老师开会对其工作表现和业务水平进行评估,通过了就上报科主任审批,批准了就升为正式助教,如未批准就可能调离教学工作岗位,甚至被淘汰到中学去。我有幸按时转正了,以后每学期在郑老师辅导下逐渐上三至四周的课,直至一九六五年以后才独立开课。   

二   

全组老师对教学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除有师母未工作的老教师由师母做饭在家吃饭外,其余教师都在学校食堂吃饭,除吃饭睡觉以外,大家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不上课就读书进修或备课,寝室里常常深夜还亮着灯。尤其是组里的六位老教师他们的德才、工作态度和业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忘,他们对学校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重师人是不应该忘记的。如象徐春陶老师,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后又进入著名的乐山复生书院深造。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很有研究,曾写有一篇高水平的论文《离骚·乱曰解》,发表在当时最权威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文学遗产增刊》上,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高校中断了教师职称评定,一九六三年恢复评职称,徐老师成为该年中文科唯一评上高级职称(副教授)的人,至此全中文科也只有他一人有正式的高级职称头衔,还有其他几位老先生解放前虽有过教授职称,但解放后未予承认。龚鹓老师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他古典文学造诣很深,功底扎实,知识全面,特别长于文献的训释考证、典章文物解读评述,我们年轻教师遇到这些方面不懂的问题都爱去向他求教,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田楚侨老师和郑异材老师特别长于词赋的写作与教学,享誉天府之国。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翌年将国都迁回南京时,特在陪都重庆竖立一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碑上刻了一篇著名的《还都赋》,就是田楚侨老师创作的,解放后可惜将碑上的赋铲掉了,改成了解放碑。田老师讲课思想活跃,情感投入,语言生动,颇受学生欢迎。郑异材老师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四川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解放后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先调到川北大学,后又调来我校。抗日时期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县,此期间发生了一宗震惊全校的事件,一对在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教师一天去峨眉山游玩,女方不慎坠下悬崖身亡,男方悲伤之极也跳下崖去自杀殉情。全校师生都为之感动和同情其不幸。郑老师据此创作了一首长诗《峨眉女儿行》,当人们读到诗的首两句“峨眉山上峨眉月,不照团圆照离别”时,一下子就被它的巨大感染力所打动,很快进入到诗的感伤意境之中,因此得到大家长久传颂,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认为它的价值仍值得享用,再一次,在重庆文史研究馆主办的《重庆艺苑》上发表。他的大量诗作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该刊物上陆续发表,继续滋养大家精神生活。郑老师为人,谦和平易,说话风趣,青年教师都喜欢与他玩耍聊天。郑老师退休后移居成都还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员,直至去世都还在为国家做贡献。陈守元老师善长作品的艺术鉴赏,讲课时几句剖析作品的描绘就能将人带入意境之中,让你获得充分的艺术享受,但是他平时又十分谦虚,他常说我这个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没有什么学问,师生从他日常的言行中都能得到如何做人做事的启迪,所以大家都钦佩他。刘知渐老师主攻元明清文学,是中文科科研成就最突出的一位,那时学校不提倡搞学术研究,所以绝大多数教师都没有什么科研成果,但刘老师不一样,在全国很多报纸和刊物上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文章,因此他早已声名远播。可是当时的学校领导并不怎样赞赏他的学术成就,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搞好教学就行了。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两篇论文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篇是《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几乎引起了历史和文学专家的共鸣,另一篇题《也谈候方域的出家问题》,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前文获得了学界赞誉,后文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遭到了主流媒体的反对,认为他是为候方域的投降变节行为进行辩护,从全国到重庆到学校都有组织地对他展开了一场批判。他当年这样的处境当然不可能评上教授职称。只能是个普通教师。熬到文革结束,他终于迎来了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大好时机。高校恢复招生,师专也于一九七七年再次升格为师院(曾在一九五八年升为师院。一九六〇年又降为师专),教师也恢复了职称评定,刘老师首批提出申报,学院将其评审材料送给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元明清文学专家,中山大学教授王李思评审,王先生第一眼看到刘知渐三个字时十分惊诧,忍不住说出:“真想不到在学术上这样又有成就有影响的人还不是教授!早就应该是教授了嘛!”此话传入我校,广大教师既为刘老师感到自豪,心中也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禁唏嘘长叹。   

三   

随着学校升级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我校教师的学术科研环境也很快有了较大改善,学校开始重视科研,采取了一些鼓励教师搞科研的措施,如开学术讨论会、论文评奖等等。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教师的科研成果渐渐多了,各种学术研究组织也陆续产生了,仅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就成立了楚辞和元代文学两个研究室,楚辞研究室由黄中模领头,成员有王开富、李福赓、何明新等,元代文学研究室由刘知渐老师领衔,成员有熊笃、许廷桂等,两个研究室都出了不少成果,如《元代文学大辞典》、几期《楚辞研究论文集》及很多单篇论文,这些成果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两个研究室还分别主办过元代文学和楚辞研究为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科研成果,我校才于一九八六年申报硕士学位授权点一次性获得成功。这个点就是由刘知渐老师领衔的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点,那时南充师范学院还未获得硕士学位授权。可见刘老师对学校这次学位授权的获得起了关键作用。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五年间全校都只有这样唯一的一个硕士点,到一九九〇年中文系文艺理论课申硕成功,全校有了两个硕士点全在中文系,此时四川四所师范学院西师、川师和我校都各自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南师虽然可以招收硕士生,但没有学位授权资格。由此可见,科研促进了学科升级发展,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从此再也听不到中学对我校文革前学生毕业后工作的如下评价了:“重师学生刚分到中学时,适应中学教学比其他师范院校学生快,但没有其他学校来的学生有后劲,往后的发展就不行了”,而提升到难分伯仲了。虽然社会的发展进步也让古文组这批老先生与时俱进地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某些人为的原因,他们渊博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华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重师学办学史上一件遗憾的事。   

四   

当年古文组老师的工作情况令人难忘,组内的人际关系也同样值得回味。无论老年,会上会下,人前人后,说起见到,彼此都称老师,从不直呼其名。平时工作之余,相互都喜欢串门,或随意聊天,或探讨工作和学习中的问题,一切都很自然随便,但又不失尊重和礼貌,于平常之中显和谐。当然组内每位老师都自有某些性格上特点或弱点,如有的有点急躁,有人某个问题有点偏激,有人有时稍显固执等等,但都看不出他们有不怀好意的不良动机,而是由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特点所致,所以大都能彼此理解包容,因而并未影响融合团结的大局。   

光明似箭,岁月无情。当年的六位长辈都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们的师德、师风、师才、敬业奉献精神和工作业绩,仍不时浮现在脑海,令我联想深思。现在组内同辈的兄长们和我都早已年老退休,但我们见面时仍然感到无比温暖亲切,打开话匣子总有聊不完的过往之事,大家都好象又回到了以前那些岁月。我此生的工作全在这个学校,回想往事,有惭愧辛酸,也有自豪愉快,但让我最感欣慰的是有幸与这些老师共事工作几十年,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受益终生,因而使我未完全虚度此生。   

重师从一九五二年的师训班诞生起步,经过六十多年代重师人的努力到今天完成了师专、师院、师三大升级跳迎来六十岁生日之际,我这个此生命运与它始终割不断关系的体制内的重师单位人,衷心祝愿它在一代代重师人的不断奋斗中,在未来的征途上走得更稳健而快速!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实现中国梦进军的教育队伍大军中不断闪现出更多更亮的光彩!  (作者:何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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